回到家後,吃完晚飯的父親李宇哲坐在沙發上翻閱著當天的《江東晚報》。老李算是一個知識分子,1966年的老高三,喜歡文學,雖然已退休,仍喜歡寫寫弄弄。時不時給報紙雜誌投投稿,即使不能時常刊登,老頭兒還是樂此不疲。

看到李訊走進家門,老李放下報紙,戴上眼鏡,問李訊:“今天不是週五,你怎麼回來了?”李訊換好鞋道:“心裡有點堵,所以就回來了,正好給你看下我車上改編的一首曲子”。

李訊將改編的《桃花源記》的歌詞給父親看,老李看了一眼李訊改編的詞,淡淡地說了一句“為賦新詞強說愁”。

李宇哲把兒子拉到一邊,語重心長地說道:“一個年輕人,獨來獨往、不合群是不對的,你老子我在不到二十歲的時候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離開你爺爺奶奶,來到遠離我們江東近兩千公里的北大荒,在那兒紮根了十一載,與戰友們相處非常融洽。”李宇哲開始回憶起當年的崢嶸歲月。

那是1968年9月初的一個晚上,經過數日的車船勞頓,我們終於來到了“新家”——濱北農場20隊(即後來的20連)。剛一下車,連隊的老職工和北京青年就把我們迎到了食堂外的籃球場上。天漸漸黑下來了,因為沒通電,只靠幾盞馬燈照亮。轟炸機般的蚊子找到了新的攻擊目標,趁黑髮起輪番襲擊,正當我們手忙腳亂地對付蚊子的時候,食堂炊事員給我們送來了的第一頓飯:主食是又白又大的白麵饅頭,菜是黑黝黝的蘑菇燉茄子。因為急著要從行李裡找出蚊帳來抵禦蚊子的侵襲,這第一頓飯也沒品出什麼味就匆匆收場了,只是白生生的饅頭和黑乎乎的菜特別鮮明的對比至今印象深刻。這白麵饅頭每個四兩,江東青年初來乍到,男生能吃半個,女生只能對付四分之一個,見到老職工和北京青年用筷子串上兩三個,都驚訝得張大了嘴。慢慢地參加了體力勞動,消耗大了,胃口也大開,大饅頭吃上一兩個也不在話下了。

9月份是秋收的季節,場院上大豆堆得像 一座座小山似的,我們這一幫從沒見過如此場景的江東青年欣喜異常。平時在江東也就是在下鄉勞動時能在田間、路邊偶爾撿到點農民遺漏的黃豆,珍惜地收藏起來,炒了吃噴香,解饞。這下可好,面對如此取之不盡的資源,豈能放棄這大塊朵頤的機會,每每收工時都會順手往口袋裡揣幾把黃豆,回宿舍裡用鋁盆炒熟了吃,真過癮!可是炒豆吃多了,易口渴,就得多喝水,肚子就脹氣了,常常會不由自主地外排。最可笑的是往往到晚上學習開會時,大家集中在食堂的大馬燈下,坐在木板釘成的長凳上,一邊聽著指導員老常滔滔不絕地宣講,一邊又領略著底下此起彼伏的排氣聲,間或還有憋忍不住的嗤嗤笑聲。為了吃這幾把炒黃豆,我和你“蘿蔔頭”叔叔等還曾被連裡的貧下中農義正言辭地批評過,訓斥我們公私不分佔小便宜。為了接受再教育,我們從此便“金盆洗手”了。

北方人喜愛麵食,南方人卻惦念米飯。到20連有三、四個月了吧,還沒見過大米的蹤影,真有點嘴饞了。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晚上輪到你爹我打更,所謂打更的主要任務一是給每個人的馬燈裡添油,二是給宿舍裡的取暖爐添煤,不讓爐子熄火而凍著大夥兒。照慣例,打更的可自做夜宵,經典食譜就是炸饅頭片。那天巧了,司務長剛從團部拉糧回來,其中就有一麻袋大米,這可把我樂壞了,早早就謀劃起來,準備飽餐一頓久違的大米飯,當然還沒忘了給同宿舍的上海知青通風報信,讓他們共享佳餚。半夜裡,我用碗舀了足有三四斤米,淘淨後放在鍋裡準備煮飯,要往裡添水時卻犯了愁了。原來在家做飯用的是平底鋁鍋,燒的是蜂窩煤,而這裡要用的卻是尖底的大鐵鍋,燒的是柴火灶。煮飯講究的是水頭和火候,這條件完全不一樣可如何是好。為了這頓誘惑人的大米飯,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憑著自已的感覺添水、點火。果不其然,煮成的米飯既有點夾生又有點焦糊。我興沖沖地把自已的“傑作”盛在面盆裡,顛顛地跑回宿舍,把同宿舍的“蘿蔔頭”等一個個扒拉醒,招呼他們——開飯啦!不知是誰還慷慨地拿出了從江東帶來的又一直捨不得吃的醬大頭菜佐餐,這北大荒的第一頓大米飯雖說半生不熟又帶糊,大夥卻吃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