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工作暴露出偶像

你不可為自已鑄造神像。——《出埃及記》34:17

• 偶像的泛濫及力量

大衛在自已的辦公室裡默默等待,他的新董事會成員們已經決定要如何回應他的要求。他想,靠著自已在成功的職業生涯中所養成的談判技巧,“我要讓他們同意我的觀點”。過去二十年,大衛一步一步成為一家知名度越來越高的科技公司的CEO,而上週終於等到了豐收的時刻。在與分析師電話會議之後的晚宴上,他宣佈,公司已被成功賣給了兩家著名的公司。他激情洋溢地對同事說:“達成目標!沒有比這更好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目標!”

現在是離開這家公司、開始下一單生意的時候了。雖然賣出公司的收益不菲——年莒業額三倍的估價和已經到手的百萬美元,但這僅是大衛更大抱負的墊腳石。他已經完成了自已來到公司的使命:在技術仍處於領先地位之時,把公司賣出並給公司投資者較高的利潤回報。

他的思緒飄到了百萬美元上。他的妻子想要一座海濱別墅,他想要一座湖畔小屋;他們精緻而高雅的家剛剛重新裝修過,孩子們也都很好。他們還可以為雙方父母在附近的高檔社群買房。能夠這樣一直支援家庭,大衛感到欣慰。他對家庭十分看重。

許多年前,儘管他父親拼命工作掙錢,但家裡的生活還是捉襟見肘。那時,他發誓要改變自已的命運。他希望能夠藉助父母竭力為他創造的有限機會,改變生活境況、取得成就。這也是他孝敬父親的方式,而父親現在已經離開人世他要自已的孩子不再缺乏。他的媽媽總是說：“大衛,你擁有的已經足夠多了。你一定要找下一個更大、更好的公司嗎?這背後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這時,門開了,在這次交易中曾與他密切作的一名董事會成員走了進來,坐下說:“大衛,我們希望你尊重合同。你必須在公司幹滿一年,公司需要你來領導。你是我們同意買這家公司的關鍵原因之——你聰明,領導能力強,能協調夥伴關係和處理業務,能保持這家公司走在業界的前列。我們不同意你現在離開。”

大衛心不在焉地聽著,腦子裡對繼續留在公司充滿了厭煩,並下定決心,即使不履行與公司的合同,也要得到全額收益。他亮出了底牌：如果他明確表示不想留下來,那麼公司也無法把他留住。畢竟,如果一個人心不在此,他就無法帶領好團隊,不是嗎？

一週後,大衛不肯作出任何讓步,帶著錢離開了公司,並很快躋身一間財富500強公司的管理層。這是他真正想要的東西。

當代人聽到“偶像”一詞,很容易想起娛樂圈的明星:那些被稱為“青春偶像”,或是立志成為下一屆“美國偶像”的人。這個詞也可能令人想起古人向雕塑或神像跪拜的情景。若論及偶像與職場的關係,“偶像一詞常作為修辭手法,形容一個人狂熱地工作或利慾薰心,對成功或金錢的迷戀達到痴迷的程度。這些都是“偶像”一詞的合理用法,但只是聖經所反對的那一強有力的偶像觀念的縮影。其實,反對偶像崇拜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十誡”作為世上最著名且最具影響力的道德準則,其第一條就是上帝對偶像崇拜的禁令:“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3)

什麼叫“有別的神”?這條誡命是這樣說的:“不可為自已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它們,也不可事奉它們......(出20:4一5)如果我們向“任何”被造之物“跪拜”——熱愛它、服侍它、在它裡面尋找意義——甚至超過對上帝的追尋，那麼我們就是崇拜別神或假神。我們可以把偶像“接到心裡”(結14:3-7),因此“做偶像”不一定是外在行為,也可能存在於靈性和心理層面。這意味著幻想或相信其他事物可以提供只有真神才能帶給我們的控制力、安全感、重要性、滿足感和美善。這意味著視美好事物為終極追求。

許多人都認識到聖經禁止拜偶像這條誡命的重要性,它在上帝對人類生活的誡命中居首位。對此,馬丁・路德的理解極為深刻。他將拜偶像定義為在被造物中尋求只有上帝才能賦予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即便無宗教信仰之人也在拜“神”——他們相信可以賦予生命意義的某種觀念或能力。法國哲學家呂克・費裡(Luc Ferry)雖不信神,卻同樣認為每個人都在尋求“某種可以讓自已從容自信地面對生活、無懼無憾地面對死亡的方式”。我們每個人都希望仰仗某種事物來確保自已不會虛度此生。本章開篇提到的故事中,大衛試圖將金錢和成功作為悲慘童年的“救贖”,儘管他口中絕不會這樣說。

費裡說,無論我們追求的是什麼,其實都是某種形式的救贖。這正好契合十誡的第一條誡命。上帝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要強調的是,上帝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拜他,就會拜別的神。兩者之間並沒有留下中間道路可以“解救”我們。

路德看出偶像崇拜與新舊約有密切的關係。舊約反覆提到拜偶像,而新約(尤其是保羅書信)主要講我們要與基督聯合及因信稱義,即我們得救本乎上帝的恩典,而非自已的努力。路德發現造偶像和試圖透過個人努力得救這兩件事本質上並無差異。路德在《論善功》(Treatise Concerning Good Works)中寫道：十誡中第一誡命令“你不可有別的神”,意即“因為我是獨一真神,你們要唯獨信仰倚靠我,而非其他”。…...任何人如不能時刻信靠上帝和......他的眷顧、恩典與慈愛,而是在其他事物或自已身上尋求他的恩惠,都違背了這條誡命,都是在拜偶像......如果我們不相信上帝滿有恩慈地悅納我們,如果我們擅以為只有透過做工或成就善功之後才可以蒙神喜悅,就是在自欺欺人,外表看是在榮耀上帝,內心深處卻是在立自已為假神......

路德認為,如果我們不能體會上帝已在基督裡完全接納我們,而是用其他方式證明自已,我們就犯了拜偶像之罪。世人可能會透過攫取權力或體驗歡愉獲得滿足,信徒則仰賴美德、奉獻或事工來獲得“眷顧、恩典與慈愛”。但其內在動機都是相同的。兩者都是把心交給了假神。

保羅在雅典看到“滿城都是偶像”(徒17:16)。這裡指的是擺放著的神像,但當我們把握了聖經對偶像崇拜的定義,就會發現每一座城市、每一個人的內心都充滿偶像。偶像幾乎無處不在。

偶像無孔不入且勢力強大。為何十誡的第一條就禁止偶像祟拜?路德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在違背其他誡命之時,必定首先已經打破了第一條。例如,假設你知道在商務談判中,保持絕對透明會將你置於非常不利的位置,但是說些無足輕重的謊言就可以避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堅持說謊或者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來描述事實,就說明在你眼中,成功比順服上帝以及顧及“鄰人”(談判對手)的利益更重要。因此,撒謊的背後隱藏著偶像崇拜。可以說,我們所犯的一切過錯——損害別人的行為、不誠實的話語、不信守諾言、自我中心——都源於靈魂深處的信念，即有些事物對我們的幸福和意義而言要比上帝的愛更重要。

偶像崇拜之所以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是因為它首先控制了我們的內心。二十二歲的安德魯在家待業,因為他擔心如果去倉庫裝卸箱子,他的人生將亳無前途——拿最低的工資,做低人一等的工作,在朋友面前顏面盡失,甚至連女朋友也會離開他。他一直想成為職業籃球運動員,所以他精心呵護著這個夢想,幻想有一天在大學打籃球,那樣他的人生就能走上正軌了。一旦我們寄希望於偶像,就是在對自已說:“一旦我得到它,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那時我的人生就真正有價值了。”凡是我們視為“拯救”的東西,就是我們認為必須要有的,不可或缺的。如果環境對它構成威脅,我們會因無法遏制的恐懼而嚇得失魂落魄;如果某物或某人把它帶走,我們會怒不可遏,甚至陷入絕望。

• 文化與群體偶像

一提到偶像,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扭曲了個人生活的個體偶像。我們知道,權力和地位、讚賞和成就、浪漫和情慾、富足和安逸都可以成為“致命誘惑”。個人偶像極大地推動和塑造著我們的行為,包括我們的工作。崇拜安逸和歡愉會導致一個人工作懈怠,不能盡心盡力,工作也沒有成效。另一方面,對權力和讚賞的崇拜會導致人們過度工作,或在工作中表現得冷漠無情。控制狂有幾種表現形式,包括強烈的憂慮、缺乏信任和深陷細枝末節。儘管我們對自已的偶像視而不見,卻很容易看見他人的偶像,看到這些假神如何將人們帶入焦慮、憤怒和沮喪的泥淖中。因此個體偶像的概念並不難掌握,況且,我們已經深入探討過其中幾種了。

然而,偶像不僅導致個人犯罪,也是社會和文化的罪惡根源。個人造神、拜偶像會引起內心的扭曲和混亂;當家庭、群體或國家造神和拜偶像時,則會導致社會和文化的動盪。要理解文化偶像或“集體”(指一群人,而非企業結構)偶像這一概念,我們需要對文化做出更精準的定義,儘管這個定義曾在第3章做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寫道：我會用“文化”一詞來解釋一些故事和象徵,透過它們,我們可以抵制源於生活在一個亳無意義的世界中的憂思......因此,美國的任何希望之歷史都必須留出空間,為與希望如影隨形的疑慮讓路——我們的得失到頭來不過是通向死亡終點的無盡焦慮。

所有的文化都需要連線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說的“理想電源”(Ideal Power),從而體會到擁有更寬廣人生的感覺遠勝於深陷世間蠅頭小利......

對於《傳道書》所提出的種種問題,每種文化都有自已的答案。例如,“人活在世上的使命是什麼?我們積聚財富、盡情消費、活著的目的是什麼?”如若沒有對這些重大問題的回答,我們就無法生活,也無法做出決策。針對以上問題,每種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擁有一套共同的信念。可見,個人需要為了某種目的而活,社會亦如此。換句話說,每個社會群體都要向其成員灌輸某種價值觀,由此賦予生命意義。

尼采總結道,每個社會都向其成員提供一套“理想”。古代文化號召人們為上帝(或神明)、家庭、部落或民族而活。現代社會推翻了宗教與傳統權威,以理性與個人自由取而代之。尼采雖劍指現代文化,卻也注意到一切文化(即使自詡“世俗”)都提倡絕對道德和超驗價值,並聲稱人們擁有價值和意義的基礎是遵守這些理念。從聖經意義上說,這些文化理念其實就是偶像,而非“好點子”這麼簡單。它們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又被近乎宗教崇拜的狂熱推向極致，它們被認為可以帶給人幸福和滿足感(救贖的世俗版本)。所有人都必須服務於這些理想,凡對此理想不屑一顧的人都將被棄絕。因此,古代文化排斥不信神明之人,現代文化則排斥任何偏執或敵視平等和個人自由的人。

如果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的偶像,那麼這些偶像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呢?請記住,偶像是被賦予了終極價值的美好事物。群體偶像則過分強調某個值得稱頒的文化特質並將其絕對化。所以,每種文化所推崇的價值都會給工作帶來一定的益處,但同時也扭曲了工作觀。那些希望能夠忠誠、出色工作的基督徒必須辨別他們工作環境中的偶像,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那麼有哪些是群體文化偶像呢?我會對西方歷史上的三大主流文化(傳統的、現代的、後現代的)所盛行的偶像進行概述,但鑑於僅是概述,勢必會有以偏概全之處。幾乎每一個領域的工作都會遇到這些文化偶像的混合物,因為這些偶像以不同方式影響了幾代先驅、英雄、領袖,以及主流機構的革新者。

•傳統文化的偶像

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古今傳統文化認為世界有道德標準,而人們主要透過傳統和宗教去理解這些標準。透過權威人物,如父母、牧師和統治者,人類智慧一代代傳承下去。這種文化教育其成員:他們只有忠於自已的社群並在其中擔當責任作為子女、父母以及作為部落和民族的成員,他們的人生才有意義。在這樣的文化中,家庭、種族和民族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極其危險的。

這也是在這樣的文化中會發生“榮譽謀殺”的原因,即如果家庭中的一員令整個家族蒙羞,那麼其他家庭成員就可以將其殺害。這種偶像崇拜也解釋了一些文化幾乎不支援家庭暴力和兒童虐待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原因。這也是日本兵在二戰中鄙視盟軍俘虜的原因,因為他們認為後者把個人生死看得高過國家榮辱,所以不會為國捐軀。西方社會幾乎不可能理解這些做法。

在西方社會,我們一直都在努力與種族和種族主義的偶像作鬥爭。美國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林(Reinhold Niebuhr)認為,人之所以會將自已部落或民族的利益凌駕於其他部落或民族之上,是因為心中的罪,以及由此而來的“天大的不安全感”。這種透過種族主義反映出的不安全感支撐了我們的自我價值。我們站在道德至高點審視自已的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差異;我們看不起其他種族,我們自認為優越。這個偶像很容易導致殘酷的行為。因為如此一來,維護國家安全或文化和種族的純潔便成為終極目標,使得對外軍國主義和對內鎮壓成為合理行徑,或至少可以漠視少數族群的困境。

在更傳統的地方和文化中,工作深受這些偶像的影響。種族偶像可能讓很多企業將來自不同文化和種族背景的員工及其觀念拒之門外,這對公司的競爭力和創造力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當然,民族主義的偶像使得實業家支援軍國主義,在當時看來這是愛國的行為,但最終會在歷史上讓自已聲譽掃地。

傳統文化認為社會穩定和整體利益高於個人的權利,把那當做偶像。這對企業運營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很傳統,它一直不接受工人為了獲得更好的薪酬而跳槽,或是公司為了維持利潤而讓員工下崗。直到上個世紀末,日本人的理想是擁有一份可以工作一輩子的職業,即員工一生待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傳統文化中,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他們認為自已有強烈的社會責任,為人們提供就業機會),而員工更關心的不是自已的薪酬,而是公司的地位和聲譽。

不難看到,強調忠誠度和社會穩定有其益處。不過,這也可能導致當工人受到剝削時,他們提出加薪或提高社會福利等(西方社會認為的)合理要求會遭到社會譴責。這也可能導致在經濟低迷時期的經濟危機。1992年經濟衰退時,《紐約時報》一篇名為“不裁員的理念讓日本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的文章解釋了美國公司如何在經濟衰退時透過裁員更快復甦。日本這種不讓公司裁員的文化導致許多公司徹底倒閉,甚至給人們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傷害。

• 現代文化的偶像

西方社會在過去五百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現代科學和被稱為“啟蒙運動”的哲學運動的興起,現代社會廢除了宗教、部落和傳統偶像,以理性、科學和個人自由取而代之。

“理性”這個概念包括幾個要素。其中一個是進步的理念,對此,我們從人類科學技術不可阻擋的前進步伐中可見一斑。現代社會認為“科學和技術的傳播會帶來快樂,而這個理念也塑造了歷史和政治”。科學透過嚴謹的方法驗證其結果,而非依靠感覺。按照現代世界觀,任何事物必定都有一個自然的、因而也是物理的原因。這一觀點仍具有巨大的文化權威性。大多數人要在公共場合發表意見,就要根據“科學證據”,因為科學論證被看作是客觀的和無懈可擊的。這裡隱含的是,若有足夠長的時間,科學就能夠回答、解決所有問題。現代文化不再倚靠古人的智慧或宗教權威的啟示,除非是有選擇性的、私人的“精神”安慰。為建設一個繁榮的社會,我們只需要以科學的方法建立人類的邏輯思維。

與這種對人類理性寄予極高希望密切相關的,是將個人自由絕對化。現代社會不再認為世界擁有統一的、所有人都應當服從的道德規範。相反,他們認為一個人自由地選擇他或她想要過的生活的權利是至高的。從這種觀點看來,唯一的道德錯誤是阻止他人選擇他們自已認為充實的人生。這意味著,最終沒有任何道德權威或理由能夠凌駕於個人幸福之上。正如許多人指出的,這就將“選擇”神聖化了。在當下的現代社會,“個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獨應受尊重的。換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現代文化的偶像對工作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犧牲自已的利益、慾望,以服侍更高的權威,例如上帝、家庭和他人,並以此發現自已的意義和價值。而現代社會中,個人利益和慾望至高無上。這種觀念上的轉變也給工作在人們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帶來變化:如今工作變成實現自我的方式。傳統文化認為,每個人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是由出身或習俗所決定,每個家庭在社會中“各居其位”，個人才華、抱負和辛勤工作無法決定一個人最終的成就。而現代社會卻又過於看重個人的自主。哲學家費裡解釋了現代社會的新個人主義對工作的影響:

在權貴(傳統)世界觀中,工作充滿瑕疵、頗有奴性,實際上是為奴隸所預備。而現代社會認為工作是實現自我的舞臺,不僅可以提升自我,而且是自我實現的方式......工作成為界定人類意義的一項活動......人類的目的是透過改造世界而創造自我......

因此,現代個人主義的偶像往往將本是美好事物的工作高抬為人類救贖的一種方式。同時,現代理性和經驗主義的偶像透過追求不斷升高的產值而給人造成壓力,這也增加了工作的經驗。十九世紀末,弗雷德裡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創立了“科學管理”,又稱為生產的“合理化”。這就是將科學方法應用到商業流程中,從而將利益最大化的一個例項.

當時,使用泰勒的方式進行管理的工廠中的工人對此很憤怒。他們認為這是非人化的管理,因為他們被完全剝奪了個人判斷和行動的權利,每日像奴隸般地工作。泰勒的科學管理強調對每項流程進行簡化及標準化,每個環節都以絕對統一的方式完成。很多人認為這是機械工作方式。泰勒式科學管理的最著名的批判者是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他認為將工作極端理性化的確是對待工人如機器齒輪一般。他寫道:“若讓一臺機器發揮最佳水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它們僅做一件事情,而且不斷重複、儘量簡化......但人是一臺設計非常糟糕的機器。人類的過人之處在於......協調。人類善於將感知與行動連在一起。只有當整個人肌肉、感官和心靈都調動起來,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將其能力發揮到極致。\"

現代文化的偶像是否給我們今天的工作帶來正面的影響?這其中可能會有正面因素,但最終答案是否定的。與古代文化相比,現代文化的偶像確實賦予了某些工作更大的尊嚴,從這點來看,它與聖經的工作觀更為接近,但卻在很多方面“過猶不及”。如今,我們的效率和生產力都有了飛躍,但代價也很大。從我祖父的經歷便可以很好地看到現代文化給工作帶來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我的祖父1880年出生於頗具傳統文化的義大利,他是陶匠之子。他告訴他的父親,他不想子承父業。然而家人告訴他,在那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人們不可能從家族行業之外得到任何一份工作,甚至不可能搬到另一個村莊。於是,他在1897年移居美國,來到了這個比家鄉更加現代、擁有家鄉所無法想象的社會流動性的國家。祖父開始在紐約的地鐵工地做工,這裡的工作強度簡直無法想象,且沒有配套的安全保護措施。這在家鄉也是無法想象的。後來他在一次事故中幾乎失去一條腿,於是他搬到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在那裡靠著自已的力量開了一間肉鋪,這在家鄉的村莊也是無法做到的。他在新的國家找到了自我。回顧他的一生,他一直受到現代文化的影響,被釋放,被打壓,也被重塑。

• 後現代文化的偶像

自哲學家尼采發表其著作開始,西方社會開始了一個新的文化轉型。世界大戰以前,尼采曾宣稱,科學必然會帶來人類進步的觀點實則是一個偶像——一種新的類似宗教的信仰,且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科學只能告訴我們某一事物是什麼,卻不能回答它應該是什麼。人類既可以善良、無私,也可以殘忍、暴力,而科學只為當權者的利益服務。他指出,沒有理由認為科學會帶領我們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它只會輕易地藉著核衝突、生態災難,或使用科技控制社會的獨裁者把我們帶進慘淡的未來。

尼采抨擊的不僅是理性和科學這個現代偶像,也包括個人權利和自由這一現代新道德。他花很大力氣指出現代理念中存在的深刻矛盾。現代文化聲稱,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每個人必須選擇自已的是非標準,同時又認為,我們必須尊重人權以及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可是尼采問,談論這些的基礎是什麼?如果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那麼你怎麼能武斷地宣稱有呢?如果人類的形成如同鐵鏽和岩石,乃是自然過程的產物,為什麼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平等和有尊嚴的對待?

儘管尼采的觀點令人深感不安,他的基本觀點卻很能說明問題,二十世紀發生的災難在許多方面將其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儘管在西方社會仍然有基督教等傳統世界觀的諸多影響,還有現代科學、人性尊嚴和進步的樂觀理念,但還是出現了普遍流行的被稱為“後現代”的轉型。它更多的是一種情緒,而非一套富有內在邏輯的信仰。後現代文化對所有社會的真理標準和計劃一一無論來自舊傳統還是自由、現代文化都表現出不屑的態度。二十世紀中葉的電影和小說常常將人類未來社會描寫成在健康、教育、科學知識和社會和諧等領域不斷有著新成就。今天,幾乎所有的電影和小說都比以往更為悲觀,講述著各種反烏托邦的結局。

儘管尼采希望擺脫偶像文化,許多人卻指出,後現代思想最終將現實變成偶像。作家愛德華・多克斯(Edward Docx)在他的文章《後現代主義已死》(Postmodernism Is Dead)中對此進行了很好的批評。他指出,如果像後現代理論家所認為的那樣,所有的道德只是權力遊戲,是一個人所處社會和文化的產物,那麼就不可能批判社會中的任何問題。沒有人有能力去進行改革或譴責不公。後現代主義太過高舉現實,進而將其絕對化。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是尼采與後現代主義最主要的批判家。當他稱我們的世界為“技術的世界”時,他其實是指出了我們當今文化的偶像。呂克・費裡如如此解釋海德格爾的觀點:

首先,技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現代經濟不是來自超驗的靈感......而是如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沒有人(今天)可以理性地相信,這種豐富、具有破壞性的進化衝動......一定會帶來更好的結果......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個物種控制了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方式,而這個物種不知道這樣走下去,最終結局會如何。

海德格爾、多克斯以及如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這樣的作家認為,技術、不確定性和市場已經成為後現代社會的偶像。因為在後現代社會沒有人知道人類最終的“目的”和目標,或就此達成一致。我們現在擁有的只是“手段”或技術。因為我們對美好的人類生活或社會沒有統一的願景,我們只剩下競爭——爭取個人的成功和權力。如果技術能夠完成一些事情,它就會做成,因為我們的技術沒有更高的理想和道德觀念來對其進行指導或限制。

後現代主義造成社會分裂,這也成為學術界一個盛行的話題。羅伯特・貝拉和安德魯・德爾班科認為,任何有凝聚力的社會都需要給人們一個超越個人慾望的更宏大、更高尚的生活目標。德爾班科認為,諷刺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右派在其鼎盛時期,“聯手將即時滿足作為美好的標誌所失去的......是值得流淚、犧牲甚至捨命的休慼與共的觀念。”

德爾班科同意,到了最後,後現代主義偶像使得個人被廣告商所愚弄,“下意識地對市場中其他可相互替換的產品表示認同。”很多作家頗具說服力地寫道,作為市場經濟價值的消費主義和成本效益觀念,已蔓延、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家庭生活都未能倖免。這是因為,現代資本主義不再是對商品和服務進行分配的工具,而成為ー個幾乎絕對化的偶像。而即使在諸如美國等最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許多人也承認“資本主義的文化衝突”。即消費主義削弱了自我控制和責任心,而資本主義正是建立在這兩種美德的基礎上。

但這種情緒和意義的轉換如今如何影響我們的工作呢?我曾同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者交談,他是對沖基金行業的先驅之一。他告訴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最優秀、聰慧之人大多不想進入金融界,而是想從事教育和科學。他們想教育年輕人,把人類送上月球,解決全球飢餓問題。當時主流聲音告訴他們:你們能做到這一點。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他感到社會發生了變化。人們對社會進步遠不如以往那般樂觀,甚至都不知如何為此下定義。文化之爭將人們分幫分派,犬儒主義開始盛行,隨著時間的推移,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才華的人都想進軍商界和金融界。當時的看法是,除非你是擁有高薪的專業人才,否則你無法有一個充實、自由的人生。老人告訴我,“這種想法是不健康的”,他是對的。他對哲學家與學者的分析表示認同。但他的結論不是來自對思潮的觀察,而是看到這種社會變化如何具體地影響了年輕人的職業選擇。他經歷了社會工作觀從現代主義向後現代主義的變遷。

後現代主義崇拜“無目的的手段”,在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餘波”中,這種偶像崇拜透過虛誇、欺詐和利已行為體現得淋漓盡致。納奧米・沃爾夫(Naomi Wolf)在為英國《衛報》撰寫文章時,回顧了2012年6一7月的報紙頭條。她看到:巴克萊銀行和其他銀行串通操縱利率;滙豐銀行集團因2004-2010年未阻止洗錢(“沒有阻止一場非常有利可圖的活動”)被罰次10億美元;億美元的客戶資金在百富勤資本“失蹤”,其創始人自殺未遂,面臨刑事指控;富國銀行同意支付億美元的罰款,因為在具有相同的信用評級的條件下,銀行自動調高非洲裔和拉美裔次級抵押貸款的利率,使其高於白人借貸的成本(“這又是一樁很有利可圖的行為”)。美國銀行和太陽信託抵押貸款也因同樣的原因被罰款。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是銀行家們透過將大量的抵押貨款打包,以此隱瞞了這些貸款本身較低的價值,再將這些打包的貸款出售給市場,從中獲利。

伍爾夫的一篇文章的副標題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連串令人悲哀的現象的結果:“媒體“壞蘋果'的理論不再起作用。我們看到整個銀行系統都在腐敗,而且是系統性的相互勾連。”

擁有更多政治自由主義情感的人很快就能夠察覺商業領域中“無目的的手段”的後現代主義偶像。但他們對另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卻不甚敏感,即我們並非從家庭和社會關係中,而是作為消費者來確認自我。我們透過選擇購買某些品牌,為自已打造一個面具,並透過網路世界為自已創造新的身份。

此現象不僅沖擊了金融界,同樣也對媒體、娛樂和營銷領域產生較大的影響。我和教會里許多從事營銷和廣告業的會眾交流過,現在業界已經從宣傳產品能帶來的益處,轉向宣傳產品能帶給消費者身份和生活質量。耶魯大學哲學家尼古拉斯・沃爾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指出,現代文化將幸福生活定義為“順風順水”,充滿了可體驗到的享受,而在古人看來,幸福生活的意思就是活得更好——有品格、勇氣、謙遜、愛和正義。因此,市場營銷的工作和促銷手段就是向顧客保證他們的產品不僅效能優良，而且能給顧客帶來幸福。

我曾與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交談,他們都是廣告經理,而且都正在考慮離職。那位女士的公司僅有兩家大客戶,都是化妝品公司。“這些化妝品公司希望我們傳遞的資訊是,他們的產品能幫助你最終找到愛,並且愛自已。而這種觀念害人不淺。”男士的客戶是跑車公司。他不止一次以性感作為賣點來進行營銷。他為此備感壓力。他們兩人曾拒絕這種作法,但遭到強烈反對。最終男士沒有離職,而是繼續工作,因為他把賣點從“性感”變為“高效能跑車”。他的方式十分巧妙、令人信服,讓客戶和他的公司都感到滿意。而那位女土卻沒有成功,她不得不離開公司,重新創業。

基督徒認為,當我們售賣和營銷產品時,我們需要向潛在客戶展示,我們的產品能夠為其生活帶來“附加值”。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產品可以提供給他們某種生活。但是因為基督徒對人類“美好生活”有著更深的理解,我們常常會發現自已在當下文化的群體偶像中掙扎。

•為我們的工作尋找希望

我們一直在描述工作的目的以及所出現的問題。即使我們找到了自已想做的工作，而且身處最好的工作環境,工作破碎的本質仍會讓我們身心俱疲。你可能會問:“工作的希望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正確地工作?”我們如何看待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並意識到上帝的旨意和計劃?這個目標能實現嗎?還是僅僅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但對明天的會議或明年的職業生涯變化沒有任何益處?

我們可以回答說,首先讓我們坦然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正如保羅所說,在歷史終結、“基督耶穌的日子”到來之前,沒有完美之事(腓6,3:12)。在此之前,所有創造物都“痛苦呻吟”(羅8:22),受到衰敗和軟弱的轄制。因此,只有當天堂與世界重新合一,我們身處“真正的國度”,工作才會徹底恢復其本身的美好。現在去談論完全救贖工作,未免會顯得天真,甚至傲慢。

然而,並非沒有任何希望。我們從《尼格爾的葉子》中看到這種超越的希望,以及工作可能帶來的創造熱情,能夠幫助我們在這充滿侷限性的世界上滿意地工作。亳無疑問,福音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靈感,去做更為實際、更令人滿意和忠誠的工作。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福音給了我們另外一種對工作的理解。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所有工作都是由世界觀或對人類生活的理解所驅動,它告訴我們,人活著是為了什麼,以及我們怎樣才能興旺發達。第二,福音給了我們一種新的、豐富的工作觀,那就是在上帝的愛和對世界的護理中與他同工。此聖經觀有助於我們欣賞所有的工作,從最簡單的到最專業的,無論是信徒還是非信徒都是如此。因此,真正明白聖經中的工作神學的基督徒,不僅重視並且參與到各個工作崗位中,而且也以基督徒獨有的觀點看待工作。第三,福音給了我們一個新的道德指南,因為我們有一系列健全的道德準則以及對人類心靈的智慧建議來幫助我們做決定。最後,無論我們的境況如何,福音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工作動機,並且給我們一個新的、持久的內在動力。

幫助人們們將信仰融入工作的大多數書籍和活動,往往只關注上文提到的四個因素中的一個或兩個。例如,有些強調第一個因素。他們採取了更多的認知和學術方法,強調透過神學原則重塑某一職業領域,構築一套“基督徒方法”,並且將這種方法應用到藝術、政府管理和經濟等領域。也有些幾乎只關注第二個因素。他們擔心過分強調聖經中的工作觀會導致成功主義,使人無法欣賞上帝廣闊的護理。其他人則採取更加個性化和體驗型的方式,讓人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遇見基督,並強調源自內心被福音改變的內在動力。還有一些人擔心專注於內心改造會把全部重心都放在個人的平安和成功上,忽略了福音在社會公義中的應用,但是基督徒有責任透過自已的工作服侍他人。

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在本書最後一部分中,我們希望表明,這些觀點其實相互補足、非常實用。聖經中的工作觀之所以對各種不同文化、社會和職業背景的人都大有助益、令人折服,就是因為這種工作觀的豐富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