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場大辯論

代表20世紀人類思想最高水平的三場世紀大辯論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回望人類歷史，每一次經濟大蕭條、社會大動盪、文明大倒退，幾乎都緣於錯誤思想的流毒--20世紀的歷史，尤其如此。發生在20世紀的一戰、二戰、冷戰，是人類先輩們不敢想象的--不僅規模空前、損失慘重，更是一種波及所有領域、裹挾所有階層的\"全面戰爭\"。最令人唏噓的，是20世紀的多起內戰。西班牙內戰、越南內戰、東西德之間的柏林牆，以及持續至今橫在南北朝鮮之間的三八線...其手段之酷烈、仇恨之深重，甚至遠遠超過古代的異族征戰一衝突雙方都堅信，自已正在捍衛一種更先進、更高尚的觀念。

然而，與觀念帶來的後果相比，這些導致了劇烈衝突的觀念本身，卻因為種種原因，長期無法被大眾知曉。20世紀有三場大辯論非常偉大，蘭格VS米塞斯，羅爾斯VS諾齊克，薩特VS阿隆，代表著20世紀人類思想的最高水平，涵蓋了經濟模式、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三大戰場。它們不僅深刻塑造了當今的人類衝突，也是20世紀極權歷史的病理切片，是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重要參考。

■辯論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亞里士多德說，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個20世紀，總有人幻想看人類可以達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盡善盡美的制度 --為著這種觀念，他們甘願賭上(所有人的)性命，一戰前後，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誕生、電氣化的起飛，都極大地助長了人類的自負。人們痛恨資本主義的\"軟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學主義\"構建出完美的經濟和政治，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1917年，蘇聯在一戰的餘燼中誕生，隨後，旨在\"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透過強大的政府，以科學的方法，管理整個國家生產與需求\"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短短几年時間，締造了20世紀曆史上的蘇聯神話。就在\"蘇聯神話\"讓世界側目時，年僅30歲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對“蘇聯神話\"，尤其是\"經濟奇蹟是否可行\"的問題，發出有力的質疑。這個話題相當龐大，但米塞斯的論證和邏輯鏈條非常簡潔清晰:1.生產、消費是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兩者都是靠\"經濟計算\"來達成的。即是說，生產者和消費者在估算一筆買賣時，只能憑藉\"由競爭產生的真實價格\"作出決策，2.價格反映的是消費者的需求程度，以及生產資料的稀缺性和可靠性一任何個人或組織都不可能掌握如此龐雜的資訊。3.生產資料一旦被壟斷，自由競爭一旦被人為消滅，價格會因此被扭曲，失去其尺度功能--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失去了唯一的參考。4.生產者為了虛假的需求做無用功，消費者花高價也買不到合適的商品。最終，整個經濟體因為嚴重的浪費和短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簡言之，米塞斯以事實和邏輯證明:任何強大的單一組織，都無法完成經濟計算，必然導致混亂、奴役和衰敗。這篇文章連同後續的論證，後來被擴充為一本曠世鉅著《Sozialismus》。

20歲的哈耶克在讀完這本書後，立即決定拜米塞斯為師，並從一名\"溫和的激進主義者\"轉向了堅定的市場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學術水平的《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正是沿著米塞斯提出的問題，進行的追根溯源之作。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招來嚴厲的批駁，甚至激烈的謾罵。米塞斯孤軍奮戰，他的對手卻是數不勝數-一最著名的是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

如同所有烏托邦主義者一樣，蘭格指出了市場經濟固有的缺陷:1.自由市場的價格體系和自由競爭，必然導致極大的貧富懸殊、資源錯配;

2.自由市場的無序競爭，將無藥可救地導致週期性的\"癲癇\"一-經濟危機;

3.自由市場的這一致命缺陷，必然導致\"繁榮一衰退一蕭條一復甦\"的週期輪迴_...自由市場真的是弱肉強食、混亂無序嗎?計劃真的可以彌補市場嗎?那些美好的烏托邦願望，真的能實現嗎?……圍繞這些問題，米塞斯與蘭格等人爆發了曠日持久的大論戰--它被稱為\"兩種思潮，兩種意識形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蘭格提出了一個“完美方案\":把經濟執行的理論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充分利用高效率增長的經濟執行模式。簡言之，就是\"用計劃指導市場，彌補市場的不足”。米塞斯毫不客氣地反駁:計劃經濟無法彌補\"市場的弱點\"，計劃的弊病會擴散到其他領域，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1.計劃經濟沒有價格激勵，創新和互助都會走向衰竭;2.計劃經濟的決策者，不用承擔破產、退場的後果，因此其錯誤將會不斷擴散;3.計劃經濟的成果分配，是靠中央計劃的強制命令，而不是價格貢獻，其結果是更嚴重的不公和貧富差距米塞斯對計劃經濟的質疑和預判，每一點都切中要害，也幾乎改變了世界的思想版圖。尤其是當蘭格辯稱\"即便沒有價格參照，我們也可以更細緻地計算生產要素\"時，他其實已經承認了米塞斯的預判:計劃經濟的確摧毀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標尺\"--每個外行人都能看懂的\"價格\"。遺憾的是，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論戰的天平發生反轉，反對市場、支援計劃的觀點很快取得了壓倒性優勢。各國央行的通脹政策引發全球性的錯誤投資，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蕭條橫掃世界，各大經濟體哀鴻遍野。而蘇聯由於所有生產資料歸政府所獨有，靠著控制貿易流量、掠奪私人經濟，它躲過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再加上新技術革命的紅利，其經濟幾乎一枝獨秀。儘管米塞斯早就預言了大蕭條，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認為是\"蘭格駁倒了米塞斯\"--這場論戰因此被稱為\"蘭格論戰\"，這套\"計劃指導市場\"的模式也被稱為“蘭格模式\"。於是，蘇聯計劃體制藉著知識精英的背書，戴著\"關心勞苦大眾\"的冠冕，迅速成為擺脫蕭條、弱國變強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開始在全球擴散:當時的納粹德國、中國國民黨政府，甚至美國羅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爭相學習蘇聯的\"成功經

人沒有卸的,人城的中時址自的的家百、長，解護

電現合作、其甲提成繁染，這本導就是一種

人件的塊認到了全全健全善”

辯論二:平等神驗話，分配正義與共富亞當·斯密說:“所謂正義，就是讓一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們，為了實現\"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國\"，總喜歡以上帝自居，自行設立正義的標準--為了讓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利益\"，他們寧願讓另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下場\"。1971年，羅爾斯在《正義論》開篇寫道:\"如果說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是真理，那麼社會制度的首要目標，就是正義。\"羅爾斯主張，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實行\"平等分配\":1.平等自由原則:社會的基本結構要平等自由，即每個人獲利的方式，應該符合基本的社會規範。2.機會公平原則，結合差別原則:在實現機會公平之後，如果還\"不夠平等\"，就要遵循\"差別原則\"--天賦高者得利多，就有義務幫助弱者，天賦高者得利多，為什麼\"不正義\"呢?羅爾斯提出了\"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天才富貴，弱者貧困，國家該不該督促天才幫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義\"的答案呢?

假設我們事先都被擋在幕後，不知道自已將會得到哪一種身份--在那種場景下給出的答案，就是人類理性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最公正的\"。於是，從\"分配正義\"的目標出發，羅爾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架構:權威、社群(國家、教會或別的集體)、法律等都要積極發揮作用，督促富人\"負擔起幫助窮人的義務\"。這本綠色封皮的書引發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掀起的討論熱潮被稱為“綠魔\"。羅爾斯備受追捧，講座場場爆滿，甚至被人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3年後，哈佛大學的同事、諾齊克教授發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質疑所謂\"分配正義*，並就正義來源、個人權利、國家許可權等問題，與羅爾斯展開論戰。

羅爾斯S諾齊克諾齊克認為，真正的正義是\"持有正義\"，包括;

1.取得的正義原則。如果每個人的持有都是正義的，那麼持有總體也是正義的，反之則不然，祖傳的遺產，野地裡撿的金子、誠實經營所得的利潤，不需要矯正。2.轉移的正義原則。自願的交換、贈送，屬於此類。3.矯正原則。前兩個原則受挫時，需要做出糾正。法院判決的賠償，屬於此列。諾齊克堅持，不能把天賦、勤奮、幸運所帶來的收益，看成\"社會\"的共同資產一它們都屬於\"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不能以\"社會正義\"的名目，使個人遭到無端的侵害--不正義的手段(區域性)，絕不能帶來正義的目的(整體)，因此，所謂\"分配正義\"(包括權力主導的\"福利\"國家)，其實質是對個人權利的踐踏、對正義原則的歪曲。

羅爾斯的設計，最終是做大國家權力，侵害個人自由。這種\"分配正義\"越多，國家權力就越橫暴，個人自由就越卑微，真正的正義也會因此消亡。對於國家的功能、許可權，必須予以高度警惕-一與其做大國家，不如重申國家的限度:國家必須是，也只能是保護個人權利的工具;這種保護必須是\"被動的\"、\"最小的\"、\"守夜人式的\"。這樣的國家才是正義的、持久的，才可能為個體公民提供中立性的保護。諾齊克進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義，保障個人權利的努力通常更緊迫、更艱難，20世紀的一系列烏托邦體制，都打著\"平等\"的旗號，把國家權力擴大到極致，導致了無數的人禍。■辯論三:意識形態與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沒有上帝，那麼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許\"。在\"上帝已死\"的時代，人們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道德倫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鎖\"。然而當他們宣稱\"人類理性已經消解宗教矇昧，我就是自已的上帝\"時，卻驀然發現，自已已經身陷宗教戰爭。法國是啟蒙運動的大本營，也是各種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數百年來，法國思想家不遺餘力地創造各種\"新信仰”(意識形態)，以此抨擊教會、謳歌理性。在意識形態幾乎全面統治人類的20世紀，法國思想家保羅·薩特，是當之無愧的意識形態先鋒、左翼思想領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為與他尖銳對立，稱為\"20世紀和法國人中的雙重異類\"。薩特是天才的劇作家，也是激進的革命者。二戰前後，他一邊組織烏托邦主義運動，一邊寫哲學《存在與虛無》。薩特的哲學與其說是無神論，不如說是“反有神論\"。他認為:人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徹底否定上帝、否定\"先於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當下的自已(虛無)、\"自已創造自已\"，否則就會落入\"宿命論\"和\"任人擺佈\"的境地;每個人都要爭取自由，於是每個人都只能看見自已，在孤獨、掙扎中成就自已的自由... 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和人性假設，薩特非常推崇\"鬥爭哲學\"，積極鼓動、親身參與國內外的階級鬥爭。H080年，薩特會見格瓦拉盛盟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這是革命的蜜月\"。

1968年5月，因美國介入越戰，法國爆發騷亂--史稱\"五月風暴\"。大學生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佔領工廠學校，築起街壘對抗軍警。為聲援學生，全國1000萬人發起罷工遊行。戴高樂總統逃往德國避難，法國幾乎爆發內戰……堪稱法國版“武鬥奪權\"。薩特等人前往大學發表演講，支援學生暴亂。他還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法庭，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法庭的名譽主席則是大名鼎鼎的伯特蘭·羅素。面對此等荒唐和激進，雷蒙·阿隆批評學生\"以自殺行為追求絕對自由\"，嚴厲譴責薩特誤導青年，\"以意識形態的演說，替代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

對於\"意識形態宗教戰爭\"，阿隆的洞察堪稱經典:當一種政治主張藉由\"科學、理性\"的名義，成為不可質疑、不容證偽的意識形態，它就會蛻變為一種新的宗教，並且比所有的傳統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宗教曾被當作\"人民的鴉片\"，雷蒙·阿隆則針鋒相對，把\"意識形態宗教\"比作\"知識分子的鴉片\"，把知識精英傳播意識形態的行為比作\"二手菸\"一一民眾接受的是二手知識，因此這種二手菸是更嚴重的\"雙重毒害\"。

薩特

阿隆尖銳地指出:激進的知識精英對傳統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深惡痛絕，卻對意識形態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趨之若鶩;正是這些\"意識形態新宗教\"日復一日地對民眾X腦、鼓動人性的敗壞，才造就了\"20世紀的宗教戰爭\"-一\"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對階J敵人毫不留情\"......

■當觀念之爭遭遇\"政治正確VS正確\"

蘭格VS米塞斯，羅爾斯VS諾齊克，薩特VS阿隆的三場大辯論，從出發點上看，蘭格、羅爾斯和薩特，都是人類某些\"普遍價值\"的忠實信徒:蘭格擔憂\"自由市場的無序和冷血\"，羅爾斯熱愛\"正義和平等\"，薩特敢於\"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組織開炮\"--在今天很多中國讀者眼中，這些都是很\"右\"的價值觀。

他們還制定出完備的理論(方案)，竭力消除\"一切朦昧、不公和束縛\"，試圖讓人類\"掌握自已的命運\"。

但是，自由、平等、正義、和平，這些美好的價值，為何卻成了20世紀三場大辯論中六位思想家所捍衛、但卻彼此衝突的價值?

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為何卻將人類導往地獄呢?高喊普遍價值的，到底誰是左，誰是右?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要跳出觀念本身，追溯產生這些觀念的思維方式，而思想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提出的\"聖化構想\"VS\"悲觀構想“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恰似為破解以上難題量身定做。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索維爾認為:知識分子間發生的所謂左右之爭，完美與修正之爭，現代與未來之爭，戰爭與和平之爭，其實都是偽問題--衝突爆發的根源，是他們頭腦中兩套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其底層衝突正是\"聖化構想\"和\"悲觀構想\"這兩種思維的衝突。聖化構想，認為任何社會問題都有一個抽象的\"理想型\"，一切思考均需圍繞這個理想型展開，他們並不在意現實條件，就希望把意念中的理想模型強行推廣到政治制度或社會生活中。持有\"聖化構想\"的知識分子，罔顧人性的複雜，喜歡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在頭腦中構建出一整套完美的社會藍圖;他們對未來無限樂觀，認為依靠人類理性，依靠某些組織或強人，透過某個\"一攬子解決方案\"，最終就能建成人間天堂。與\"聖化構想\"對應的是，對人類制度的研究，總是一種對\"最可容忍的不完美製度\"的研究，即悲觀構想。

就出發點來說，羅爾斯、薩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聰慧，堪稱“人類良心\"、\"知識教皇\"。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強、危害性越隱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實現難度越高，權力對人性的強制就越多，個人權利也就越卑微._這恰恰解釋了一個更弔詭的現象一-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論，帶來的後果就越糟糕:

蘭格的經濟理論，導致反市場的計劃思想在全球擴張;羅爾斯的正義觀，導致美國的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如\"黑命貴\");薩特的思想，成為二戰後歐美左派\"暴力奪權\"的理論武器(如\"安提法\")。與之相反，他們的對手米塞斯、諾齊克、阿隆--這些\"永遠的少數派\"，終其一生都奉行的，是被索維爾稱為\"悲觀構想\"的思維:他們從不敢苛求完美，也拒絕給出任何\"包治百病\"的藥方;他們只是運用邏輯和事實，指出明確的悖謬和\"最不壞的選擇\"，告訴世人\"什麼可以做，什麼絕不能做\";他們的誠實和謙卑在當世當時遭人唾棄，然而，文明的維持、人類的尊嚴，卻總是因他們發出的“雜音\"而得以存續。沿著索維爾的思考，我們判斷左與右的根本區別，還不在於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正義這些普遍價值，而是其觀念與行動，秉持的到底是聖化構想還是志觀構想。再進一步，今天我們反思災難的源頭，不能停留在譴責某些政客的肆意妄為，必須追溯到那些懷揣\"聖化構想\"知識分子所製造的精神鴉片。而這些，不只是20世紀主要衝突的根源，也是當今世界價值撕裂，秩序失序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身處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我們如何看待知識分子這一問題，無疑面臨著更大的挑戰:知識分子既要批判現實，傳播真理，又要超越\"橫渠四句\"的修齊治平，避免陷入索維爾所批判的\"聖化構想\"。

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不僅是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最新銳的系統闡述，也是識別左與右、洞悉當今社會衝突根源的絕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