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謫居海南事蹟

蘇東坡謫居海南事蹟

北宋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已謫居惠州（今廣東惠陽）的蘇東坡，詩意盎然，揮毫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縱筆》小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此詩一經問世，即引起朝野震動。政敵宰相章惇聞之，誤以為此詩暗含譏諷朝政之意，遂勃然大怒，奏請宋哲宗，將蘇東坡再貶至遙遠的儋州。至此，這位年逾花甲的文壇巨匠，孤懸海外，命運多舛。

公元1097年4月19日，蘇東坡攜幼子蘇過，自惠州啟程，途徑雷州，歷盡艱辛，終在同年7月2日抵達儋州貶所（今儋州中和鎮）。此時的他，已是六十二歲高齡，垂老投荒，心生絕望。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理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墓，次當作棺，乃留手書於諸子，死則葬海外。”離惠登船之際，子孫在江邊慟哭，已是生死之別。

儘管朝廷無情，但民間卻有情。初到儋州，幸得軍使張中慕其人品學識，安排父子二人入住官舍。然好景不長，湖南提舉董必得知後，一道公文渡海而至，將蘇氏父子逐出公房。一時間，蘇氏父子陷入山窮水盡之境。東坡先生於《縱筆三首》中描述了其艱苦生活：“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而，正是在這困頓之中，當地士族學子伸出援手，親自動手建造房屋五間於城南桄榔林下。房屋落成之日，東坡先生將其命名為“桄榔庵”，並撰寫《桄榔庵銘》以志之。

蘇東坡在瓊州度過了他晚年最為艱難的三年，他曾感慨道：“我生多故，愈老愈艱。”然而，正是在這三年裡，他與海南鄉親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博學多才，平易近人，深受儋州百姓的愛戴。他常與鄉民歡聚一堂，飲酒作詩，其樂融融。在《訪黎子云》一詩中，他描繪了與黎族鄉民親切交往的場景：“野徑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語說坡翁。東行杖策尋黎老，打狗掠雞似病風。”不僅漢族人喜愛他，就連黎族人也樂於與他交往。一位挑柴的黎族青年，見蘇東坡衣裳單薄，便慷慨地將自已身披的吉貝布（木棉布）贈予他。這份深情厚意令東坡先生感動不已，當晚便賦詩以謝：“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倏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萬不通，嘆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這份來自萍水相逢的黎族山民的深情，讓東坡先生百感交集，他在詩中表達了對黎胞的深深同情。

其子蘇過也在《夜獵行》中記述了他們在儋州的生活：“餘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戶聲，且有饋肉者。”這種與鄉野的親密接觸，讓他們的生活充滿了質樸與真實。

元符三年，蘇東坡獲赦北歸。臨行前，他寫詩向黎子云等人告別，表達了對海南的深深眷戀：“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乘舟渡海之際，他感慨萬分：“他年誰作輿志，海南萬里真吾鄉。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宋人範正敏在《遁齋閒覽》中記載，東坡自海南歸來，路過潤州時，與故人談及海南風土人情，他讚不絕口：“風土極善，人情不惡。”他離開昌化時，數十位鄉親擔著酒食送他至船邊，

他感慨萬分，深知這些質樸人民的情誼深重。他揮淚告別了這些曾經與他共度時光的鄉親，踏上了歸途。

在歸途中，蘇東坡心中的海南故鄉情懷愈發濃烈。他借詩詞表達對海南的思念，同時，他開始籌劃將來某一日能重回海南，再度與那裡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相擁。他的內心深處，已經種下了重返海南的種子，這顆種子在他的心靈深處悄然生根發芽。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蘇東坡終於獲准北歸。在離開海南之前，他寫下了一首深情款款的《別海南黎民》：

我本天涯外，來此寄餘年。

親戚相逢處，盡日敘悲歡。

黎民有仁愛，習俗儉樸間。

我去前島盡，何時復見還？

此事不可問，況復非所安。

心懷故土意，豈復念塵寰。

這首詩中，他表達了對海南黎民深深的眷戀和不捨，同時也流露出對故土的深深懷念。他明白自已可能再也無法回到這片他曾生活三年的土地上，但他的心卻永遠與海南黎民在一起。